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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全球性挑战，需要考虑生态的整体性和长远性，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图为2025年1月8日，山东省荣成市大天鹅自然保护区，大天鹅在雪中觅食、嬉戏，引来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观赏拍照。 图片来源：东方IC
在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生态哲学观作为生态智慧的体现，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考，而且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它要求我们在决策和行动中考虑生态的整体性和长远性，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为深入探索如何通过话语将生态哲学观转化为具体、有效且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教席指导委员会成员，希腊爱奥尼亚大学希腊汉学中心执行主任、哲学副教授埃琳娜·埃弗拉米多（Elena Avramidou）和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吴迪进行了对话，以期协助人们在与自然界的互动中探寻和谐共生新路径。
生态哲学的文化根基
吴迪：生态哲学是哲学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一种新转向，它关注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创造力和智慧。这种转向既是理论的发展，也包含对行动的关注，是哲学对新时代挑战的直接回应。东西方多种哲学思想和理论共同构成了生态哲学的文化根基，这些思想和理论为解决生态问题、进一步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
生态哲学强调关系性、有机性和整体性，倡导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关注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从生态哲学视角来看，人类不是孤立于自然之外的，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的行动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您如何看待生态哲学的文化根基？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多种有助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尤其是“天人合一”理念，它是儒家学说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体现了深刻的生态哲学智慧。这一理念认为天、地、人三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并顺应自然规律。道家秉持“道法自然”的思想理念，强调世间万物皆须顺应自然法则，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变。“万物一体”的哲学观念揭示了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关系的本质，为生态文化构筑起一个宏观且具有整体性的认知框架。这不仅拓宽并深化了我们对生态系统的全面理解，而且凸显了生态整体主义文化在构筑人类环境认知体系方面的核心地位和导向作用。此外，“中和位育”作为“生生”之道的典型表征，蕴含了“爱生”“养生”“护生”的生态哲学智慧。这些理念在应对生态危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中国文化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不仅为解决全球生态问题贡献了东方智慧和解决方案，而且为现代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吴迪：在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背景下，中西文化在生态哲学思想上展现出各自的优势与局限。西方生态哲学的文化根基是多维度和跨学科的，深植于西方思想史和文化传统之中。传统上，它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这种观念正在经历深刻转变。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生态观的重要性，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通过重新解读自然，赋予自然历史和文化内涵。同时，“后人类”“人类世”等概念的引入，反映出当代社会对人类角色和地球未来命运的深入思考。这些变化要求我们重新考虑人类、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寻求更加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路径。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我们应当避免简单地对立或表面化地比较中西文化。作为两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包含多元而复杂的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中华文化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东方文化范畴，它在继承与发展中不断融入新的元素，展现出更加开放与包容的姿态。同样，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与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发生了广泛交流与融合，这种跨文化互动为西方文化注入了新的创新发展活力。在此背景下，面对全球性的生态挑战，这两种文化需要充分挖掘并发挥其内在多元化优势，协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生态哲学观具有独特实践价值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生态哲学观是生态哲学理论的具体凝练，它体现了生态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和原则，是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石。生态哲学观还反映了个人关于生态哲学的特定观点，是生态哲学理念的具体体现。您觉得生态哲学观是否存在统一标准？
吴迪：“生态哲学观”这一概念由深层生态学（又称“深生态学”）的倡导者、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率先提出，意指个体在处理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时所持有的价值倾向性观念体系。生态哲学观的价值标准和衡量尺度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环境条件来确定。这种观念体系并非要求完全原创，而是根植于人们的社会文化背景。每个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态哲学观，他们的观点可能与他人相同、相近或完全不同，正如人们的世界观和意识观一样，因人而异。个人的生态哲学观是以生活经验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与个人的出生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以及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紧密相关。因此，生态哲学观的本质特征是多样性和个性化，它反映了个体在不同社会文化和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体验和认知。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我们在审视生态哲学观时，应当从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出发。这种视角不仅要考虑人类的发展需求，而且要充分尊重并维护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和生态平衡。在这里，自然价值被赋予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体现为“以人为尺度”的价值，即自然对于人类需求与福祉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蕴含着“以自然为尺度”的内在价值，强调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多样性。这种双重属性要求我们在实践活动中必须兼顾人类社会的合理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确保两者之间和谐共生。
吴迪：虽然生态哲学观并不具备自然科学那样严格且统一的标准与尺度，但它在人类的生态实践中却展现出了不可或缺的积极引导作用，具有不容小觑的、独特的实践价值。您如何看待生态哲学观的实践价值？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生态哲学观在引领生态价值导向和指导生态实践决策方面展现出独特的实践价值。它通过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既影响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也影响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和行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依据。此外，生态哲学观为生态决策提供了思考框架，鼓励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或规划时，不仅考虑经济利益，而且充分考虑生态影响，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这种综合性的决策方式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人类活动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同时考虑长远影响和代际公平。
吴迪：生态哲学观在提升公众生态意识和增强责任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深化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使人们意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激发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然的珍视和呵护。另一方面，生态哲学观促使人们认识到自身作为自然界一员所承担的责任，进而理解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当生态哲学观真正内化为个人的认知和理念时，它将激励个人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采取更加自觉和负责任的行动。
话语能够促进生态意识觉醒
吴迪：话语是语言在社会情境中的具体呈现方式，是人们进行沟通的基本社会行为和活动。近年来，话语的生态转向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之一。话语的生态转向强调，在进行话语分析时，应当充分整合生态理念，探究话语如何构建起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以及话语如何塑造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行为。在这种趋势下，一系列遵循“生态转向”研究视角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凭借其独特的研究范畴和重要价值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揭示语言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态语言学研究者认为，话语不仅能构建和传递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知，而且能深刻影响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您如何看待话语在唤醒公众生态意识、强化公众生态认知与责任感方面扮演的角色？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在生态语言学研究中，话语不仅在理论上构建了生态哲学观的框架，而且在实践中推动了公众生态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作为生态哲学观的重要传播工具，话语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深植于社会文化中，有效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生态观念。通过话语，生态哲学观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影响人们的价值立场、价值导向和价值判断。此外，话语通过激活文化中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思想，使之成为理解和形塑当代人的生态观和世界观、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文化力量。话语还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生态责任感，促使人们更加尊重他人、其他生物和生态环境。通过持续的构建与传播，话语深化了社会成员对集体文化的认同，促进了共享社会认知的形成。
吴迪：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在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话语通过传播生态知识、激发生态情感、引导生态行为以及构建生态文化，有效促进了公众生态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赋予“我们”和“你们”感知者角色，话语不仅增强了个体保护生态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彰显了人类在生态保护中的影响力和主体性。这种积极的生态取向强调，在促进生态和谐的过程中，人的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生态观。
通过改变话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都与自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话语来影响人类的行为模式，进而促进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保护。您认为在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应该如何有效地将话语转变为促进绿色生态实践的行动？
吴迪：在人们通过话语来表征世界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认知模式。例如，在英语中，与自然有关的物质常常被归类为不可数名词，如“air”（空气）、“water”（水）和“oil”（油），这淡化了人们对这些资源的有限性的认识；同时，在表达物质性质的等级时，英语倾向于使用“高程度”词汇，这反映出增长主义倾向；此外，在代词的使用上，体现了一种等级主义倾向。相关话语实践展示了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和认知，而这种认知导向可能激发不利于生态保护的行为模式，进而加剧生态危机。
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其话语行为对生态系统具有深远影响。在个体层面，我们首先需要树立与本国社会文化背景相契合的生态哲学观。在中国的语境下，或可以将“生态”理解为“和谐”，具体而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生态哲学观一旦形成，便会从思想层面影响人们，推动人们采取新的行动，这种行动应当既有利于满足他们自己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培养生态意识和优化生态思维也至关重要。这涵盖了将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内化于心，使之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此外，还可以通过改善生态话语表征，积极采用生态保护型话语，抵制生态破坏型话语，以此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并践行绿色生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需要转变生态哲学观，培养公众对自然和生态的科学认知，提升公众的生态素养和生态自觉。我们应鼓励具有高度生态自觉的个体发挥影响力，以强烈的生态责任感宣传生态思想，带动更多社会成员建构并认同和谐的生态哲学观。通过科学的生态认知来约束与生态哲学观不符的话语行为，进而影响并激励人们实施积极的生态行为。
埃琳娜·埃弗拉米多：是的。在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将话语转化为保护生态的实际行动需要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从社会层面来看，应充分发挥行政力量的作用，强化和谐生态哲学观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一方面，构建生态化的主流话语体系，能够有效传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理念和知识；另一方面，全面开展生态教育对于塑造公众的和谐生态哲学观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公众生态意识的形成，也有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实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图文音像数据库建构”（20&ZD3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吴迪，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希腊]埃琳娜·埃弗拉米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教席指导委员会成员，希腊爱奥尼亚大学希腊汉学中心执行主任、哲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姚晓丹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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