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oad="this.removeAttribute('width'); this.removeAttribute('height'); this.removeAttribute('onload');" />
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史馆的墙上，悬挂着20位著名学术大师的图像，他们很多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比如吴文藻先生、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等。这些学者不仅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学科，而且奠定了研究的传统。
30年前，我正在读研究生，学的是法学，但却热衷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那时，国家法律制度蓬勃发展，然而法学因缺乏学术传统积累，依然处于“幼稚”状态（“法学的幼稚”是戴逸先生20世纪80年代对法学的评价）。相较之下，社会学、人类学具有近代丰厚的学术累积，加之学术界展开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和本土化的大讨论，以至于社会学、人类学对当时热爱学问的青年学子具有强大的智识吸引力，其影响遍布各学科，比如史学中的社会史研究、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而在法学领域，法律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对话贯穿始终。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法律社会学研究，我也是在阅读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中成长起来的，后来虽然转向宪法问题、政治问题乃至国际问题研究，但社会学、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上了底色。
在30多年前，我们都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规范化首先从文章注释、文献援引等技术规范开始，很快就发展到对学术传统和理论范式进行讨论，进而深入到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究自主性等重大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自然导向学术本土化问题，讨论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摆脱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和概念，着眼于解决中国本土现实问题，推动学术理论的本土化发展。事实上，吴文藻、费孝通等开创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早就做出了这样的典范。他们突破西方人类学基于殖民帝国而展开对异域族群的研究，将其用于本土基层社会问题的研究，从而开创了“社区研究”传统，以至于形成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乃至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的互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和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基于中国立场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知识体系无疑要继承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成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走。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三点想法，与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中国社会学研究如何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尤其是面对蓬勃发展的智能社会，构建新的社会理论；如何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社会理论，产生既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的社会理论家。我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的”就是强调迫切面临的问题都是具体历史时空中的，是地方性的，而“世界的”则强调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西方社会学兴起就是思考西方面临的具体问题，即出现了以商业流动的城市生活和工业化经济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就需要思考这个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有何区别，这个社会新形态的出现对人类历史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无疑是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虽然西方经典作家有不同回答，但都关注如何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基础上，通过抽象社会机制建立起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型组织形态，这就是“society”这个概念。由此思考商业意义上的市民或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如何进行有效整合，以至于市场分工和资本纽带、国家暴力机器与形式理性法、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与文明化的生活方式等，成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这种社会新形态从传统中脱离出来立刻与传统社会之间形成“脱嵌”与“再入嵌”之类的斗争，这个斗争历程就是构成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关心现代法律、资本这些抽象社会整合机制、不关心现代社会整合背后深层的理性化思维方式和社会信任的建立，不关心现代化进程，就不是好的社会学家。
然而，西方经典社会理论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随着西方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但这些理论更多是对工业社会各种理论的批判，而不是关于社会形态的建构。原因就在于，后工业社会究竟是什么还未能展现出来。随着互联网数据累积和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一个新的社会，也就是智能社会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如果说中国曾经因错过了工业革命，导致了落后挨打，那么在今天，中国在智能社会的构建中无疑已经走在了引领者行列。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技术引领的现代化，智能社会之于中国就像工业社会之于曾经的西方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家应当敏锐地观察到新型社会的曙光，思考一个智能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其社会秩序该如何建构？
第二，中国社会学研究如何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书写新的社会学理论和民族学理论。西方崛起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西方工业化的文明社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对初民野蛮社会建立殖民帝国体系的全球二元秩序。当然，在这中间还有广大的东方传统帝国。可以说，现代秩序是由民族国家、传统帝国与野蛮社会这三种秩序形态构成的。在这个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三分的基础上，西方构建起三分的学术体制，即对西方现代文明采取现代专业化分工的学科体系来研究，其中社会学就是研究文明社会的专业学科，对野蛮社会采用人类学或民族学这种总体化的研究方法，面对广大东方帝国则采用东方学的学科范式。
西方三种学科分科体系同时引入中国，导致出现东方学和人类学民族学杂糅在一起，展开对中国本土基层社会的研究。可以说，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重大的学科贡献就是将西方用于研究北美、太平洋小岛社会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相对复杂高级的基层社会，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这既填补了西方人类学研究的空白，也为中国人类学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声誉。这种基于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无疑是对“community”而非“society”的研究。当社区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学主流时，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学采取一种“反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用人类学和民族学方法来研究更为复杂的中国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克服了西方理论中的二元划分，将研究“community”所关注的文化视角运用到对“society”研究上，从而探寻中国社会内在的文化意义。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必然超越西方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ethno）与政治学意义上的国族（nation）。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无论关注城市化工业化的“单位制”，还是未来的智能社会，中国社会学所推动构建的“社会”必然超越西方的“抽象社会”，成为一个具有历史内涵的“文化生命体”。
第三，中国社会学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知识生产过程，思考如何破解目前知识生产面临的建制困局，为真正的理论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在我读研究生时，布迪厄、福柯等人的社会理论非常流行，但往往就学术而学术，现实针对性并不强。而今天知识场域中所形成的学术惯习是鼓励早出成果、快出成果，由此很多人精于计算如何选择最流行、最容易发表的论文话题进行研究，不愿意投入精力深入研究有难度的根本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不敢展开耗费精力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但大都精致而平庸，往往千篇一律重复流行意见。这时我们可以运用“场域”“文化资本”“惯习”以及“知识—权力”这些概念和理论分析并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
今天的全球竞争已经变成了人才和知识的竞争，教育和科研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破五唯”，鼓励潜心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大多数人都被困在知识场域的“铁牢笼”中，每个人似乎都知道问题所在但却难以破解。这个问题无疑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知识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提供破解之道。当然，面对这个问题，社会学研究不能仅关注社会本身，还要关注构成社会的人，关注构成知识生产主体的学者本身以及学者成为学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就如韦伯当年面对德国学者陷入学术场域困境而强调学者以学术为志业、献身学术的品质。这种类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强调的“志于道”的品质，是作为学人修身的根基。唯有这种心念和精神的力量才能摆脱学术场域中复杂的利益纠葛，推动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社会权力关系会改变人，但人也可以改变社会权力关系，甚至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构成什么样的社会。只要我们每个人始终秉持学人立场，就可以形成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构建起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学术场域。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翔英
新媒体编辑：苏威豪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