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站
地图上的卡尔斯巴士站位置是错误的，它显示的巴士站在城郊远处。
我在路边招手了几辆的士，但是那的士司机就如同没发现有人拦车一样呼啸而过。好不容易找到一部停在路边的，结果还没等我说去哪儿，他就把我使开了。一时间我这个外国人在卡尔斯好像变成了隐形人。
还是说在卡尔斯拦的士有什么讲究，我不得而知。
直到我在停在车站的客车里遇到上午那位美籍华人女士。
美籍华人跟我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美式，她在我面前惊讶的“噢”了一声。当时我坐在车里，我抬头看见是她，也惊讶的“哇” 了一声。没想到我们竟然在车上重遇。
她告诉我，问路车站要问Otogar (土耳其单词）在哪里？ 不要问什么 Bus Station在哪里，这个地方的人不知道bus station .
回想我刚才几近陷入绝望。最后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中年的士司机，他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农民出生，或者他只是刚踏入年老时期。
他当然也不知道bus station ，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一部大巴。折腾了好一阵，他似乎明白了我说什么。他问我要坐大巴去哪里，我告诉他阿尔特温。最后他把我带到一处居民区外的空地上，而不是车站。
空地的路边停着一辆大巴，他下车带我走到大巴旁，绘声绘色告诉我这是去往阿尔特温的大巴，他说了很多遍。接着又打电话给大巴司机（电话号码印在大巴前门玻璃上），确认这是3点40发车去往阿尔特温的大巴，他用了很多表情和手势让我放心在这等候。
过了一会大巴司机来了，我出示给他我的电子车票后便上了车。
美籍华人和台湾大姐
随后大巴便开往了我和美籍华人重遇的Otagar, 这是在老城区里的一个老旧的没有围墙的汽车站。
美籍华人女士此时卸了妆，我此刻才看清楚了她的脸。她长着一副瓜子脸，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她卸妆后显得年轻了，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画着浓妆，像个妇女。
她坐在了我身后一排，我们俩旁边的位置都没人，因而可以随意聊天。
但是我们之间有一些道不清的隔阂。好像隔了一层国籍关系；或者因为她是一位刚结婚的美丽女士，我是一位中年男人，我们都在一个陌生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应该需要有一些距离。
但我们还是尽可能真诚的沟通，毕竟我们是在异国的这趟长途大巴上仅有的两位华人乘客。
而台湾大姐成了我们话题的桥梁。
台湾大姐说美籍华人的中文不是很灵光，所以我和美籍华人的沟通都是用英文。两个华人在外面用英语交流下，这种感觉怪怪的。
我们都惊叹于台湾大姐那传统的旅游方式和她的身体状况。她已经69岁，一个人长时间在国外旅游。她不会用互联网软件，交通住宿都是线下；她也不用社交媒体，她没有丰富的攻略。她也不怎么拍照，只是偶尔拍上一两张，她戏称照片是发给朋友的，好让朋友知道她还活着。
台湾大姐似乎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反过来说，她到了这个年纪，也没什么好害怕的，她想在有生之年去看看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再怎么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不能证明她的认知就落伍了，因而也无法抵挡她的步伐。那天上午，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这股傲气和力量。
由于我们俩的面孔，我和美籍华人一路上被误以为是在一起的同伴。比如检票的时候；比如洗手间买票的时候；比如一路上频繁警察安检，大概是卡尔斯跟多个国家交界，尤其是亚美尼亚这个世仇邻国。
美籍华人告诉了我她的行程。她跟丈夫从美国洛杉机出发，飞到欧洲，再环游欧亚大陆。只是在前两天分开了，而现在她正去往她丈夫处，他丈夫说那个地方很漂亮，让她过去汇合。我很好奇她为什么选择来卡尔斯，难道仅仅为了阿尼废墟遗址？
她说乘着他们还没有小孩，这是没有小孩之前的疯狂。
台湾大姐告诉过我，她是一位职业模特，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玩一阵子之后回去努力干一阵子。
我没有问她的丈夫是做什么的。但我知道他的丈夫也是华人。
后来，我在亚美尼亚的路上碰见了她和他的丈夫。
那天晚上在埃里温（亚美尼亚首都），她和她老公在街边停了下来。她们俩各自背着个大背包，指着路边的一栋居民楼，我想他们刚刚找到了入住的民宿。
设想当中我应该上去来个热情的美式招呼。但我就这么默默地经过了，我想那个时候不应该去打扰他们。我经过了他们，从此成了各自生命的过客。
台湾大姐也是我生命的过客。但我以后都会记得有个小巧玲珑的台湾大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的样子。
萨尔普工作的年轻人
大巴在一片山峦起伏的公路行驶了很久，终于在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我故意走到路边，享受着这片高原秋日的阳光。旁边一位身材瘦削，脸尖尖的年轻人跟我打了声招呼，他好奇地问我这个东方面孔被很多人问过的问题。
“为什么来这？” 似乎这里不应该是外国游客抵达的地方。
我告诉他我从贵国西部的伊斯坦布尔一路玩过来，到这东部边境，再去格鲁吉亚。
我坐这趟车的目的是到埃尔特温，随后到萨尔普，再通过萨尔普陆路口岸过境格鲁吉亚。
“真的吗？我就在萨尔普口岸工作。” 他忽然提高了语调。
“你真的去萨尔普口岸吗？” 他再次强调，一脸惊奇的表情。
“是的。” 我微笑着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到霍帕，而不是埃尔特温。你到了霍帕之后，可以坐一辆小巴到萨尔普，大概40分钟。”
“真的吗？” 我问。
“真的。”
“所以这趟车也到霍帕吗？”
“是的。”
“太好了，谢谢你。”
“不用谢！”
“遇见你真幸运！”
上了车之后我告诉美籍华人，他更正了我的路线，我指着坐在一旁的刚才那位土耳其年轻人。
“这太幸运了。” 我对美籍华人说。
“这是主的安排。” 土耳其年轻人更正道。
“这是主的安排。” 美籍华人说。
“对，这是主的安排。” 我说。
到达霍帕
天渐渐黑了下来，车厢传来熟悉的比赛的声音。我抬起头，看见前面有人在拿着手机看足球赛。后来到了另一个休息站的时候，我发现到处都是拿着手机看足球赛的。我想今晚应该是土国的足球联赛。
到达霍帕已经很晚，我告诉美籍华人我要下车。没想她起身跟我来了个西式的拥抱道别。 然后，她一脸幸福的告诉我她老公租了车在Ayder等他，还买了晚饭。
“噢，那是夜宵了。” 我一边笑着一边挥手告别。
（这趟长途巴士从卡尔斯出发，向着西北进行，途径埃尔特温，到达黑海边上的霍帕，随后掉头南下到Ayder.）
我走在漆黑的公路边，偶尔遇见一两个行人。国外的夜晚要比国内的黑，起码比我所在的那座大城市黑。我喜欢夜晚是黑的，而不是到处灯火通明。
我走到了一家宾馆。前台是一位眼睛和鼻子都很大的中年男人。他在一旁看着电视，见有人进来了他才走到前台。他带着浓浓的鼻音问我订房了没有。
Check in 的时候他问我是否明天到萨尔普。看来霍帕只是过境的一个落脚点。
在陌生的地方夜晚和白天是有很大区别的。当我第二天早晨走出宾馆的时候，我发现昨晚的路边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焕发了生机。路边的早餐店、水果摊，喝着红茶的人们。除了恼人的汽车，其他事物都让人心情愉悦。
尤其当我发现原来我就住在黑海边，心情更加兴奋了。可是又非常后悔早晨没有跑步，其实昨晚不知道自己住在黑海边。难怪昨晚体感那么潮湿，这是我横向跨越了整个土耳其后第一次感觉到空气潮湿。
我兴奋地到处拍照，拍路边的建筑、行人，还有那深蓝色的黑海。一边拍照一边问路，以至于错过了一班去往萨尔普的小巴。幸好下一班车也没有等太久，不至于延误行程。
过境格鲁吉亚
萨尔普这个国境口岸说不上繁忙。过境的人当中有不少拖着大包裹。那包裹很沉，包裹的主人干脆就在地上拖着走。这些人看起来应该是小商贩。想想这地方原本就处在古代丝绸之路。尽管到了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边境贸易依然延续着。
萨尔普海关大楼并不大，走过一两条通道便到了出境处。过道的落地玻璃窗能够、看到不远处的黑海。一位中年人走在我前方几步，他穿着一件花色短衬衣，一条牛仔裤和一双皮鞋，肩上挎着一个大单肩包，搭在单肩包上的毛茸茸的粗手臂带着一条金手链。那感觉颇像90年代电影里走出来的一位人物。
检查出入境的官员在一个简陋的柜台后面。出入境的布置简陋，官员显得平易近人。官员什么都没有问我，看了看护照就盖章了。
我想起霍尔果斯口岸，那宏大和庄严的让人感到被震慑的建筑，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土耳其和格鲁吉亚国境在萨尔普这个地方共享着一片黑海海域，两国在萨尔普口岸之间连缓冲区都没有。前脚踏出土耳其，后脚便踏入格鲁吉亚。
但那种跨国的感受是强烈的。这是两个宗教完全不同的国度，口岸一侧的土耳其矗立着一座高耸的清真寺，而格鲁吉亚一侧则是一座厚重的基督教教堂。只是垮了一步，便从穆斯林世界到了基督教世界，从红茶的世界变成了酒的国度。
在我出格鲁吉亚海关的时候，格鲁吉亚海关官员竟然准确的用拼音念出了我的名字，让我倍感惊奇和亲切。
格鲁吉亚海关前面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空地，有几家商店、简陋的餐吧、换汇的售卖电话卡的小亭子。一辆小巴停在空地上，车窗前的牌子用红色字体写着Tbilisi. 另一小巴写着Batumi.
不远处是一片黑海沙滩。
海滩上有人晒着日光浴，有人在游泳。我在一张躺椅上坐下，看着美丽的大海，旁边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躺在那里，用石子掷不远处的一个塑料瓶，看看谁能掷中，偶尔发出欢呼声。
我回到海关前面的那片空地，发现了一辆大巴停在路中间，刚才大巴并不在那里。大巴上了不少乘客。一个念头闪过，或许大巴是去第比利斯的。
我走到门口，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司机告诉我，这是去往第比利斯的大巴。
车上大多是格鲁吉亚人，或许有几个土耳其人，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会坐上这趟边境大巴。从土耳其旅游回来的格鲁吉亚人吗？去格鲁吉亚旅行的土耳其人？
大巴行驶在一段黑海边，穿过了巴统繁忙的城市街区，进入了山峦连绵起伏的高加索腹地。
到处是村庄，一路上散落着教堂和修道院。
远处有一座雪山，指引着大巴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