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居民在卒中患病与治疗负担上面临着严峻形势。
10月29日是第18个世界卒中日，今年的主题为“卒中识别早，救治效果好”。脑血管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全球范围来看，25岁以上人群罹患中风（脑卒中）的终生风险为24.9%，我国这一数字接近40%，即有四成的人从25岁开始就有可能发生中风。
另据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的数据，2020年，我国40岁以上居民中风患病率为2.61%，发病率为505.23/10万人，死亡率343.4/10万人；由此测算，2020年时全国40岁以上人群中有约1780万卒中患者。事实上，这一数字每年还在递增。
卒中俗称“中风”，其发病急、病情进展迅速，致死致残率相当高。当前，第一批“90后”已成为中风高发人群，相关识别、干预工作刻不容缓。
“毫无疑问，卒中的识别和预防至关重要，这在于卒中对于患者个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巨大负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赵大海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早筛要覆盖30岁以上人群
“我们所谓的‘识别早’是在于，一旦出现了卒中症状，要早期识别，然后尽快送至医院进行救治。《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加强脑卒中防治工作减少百万新发残疾工程综合方案》等文件也明确将卒中的早期防治作为重点内容。”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长三角脑血管病专科联盟秘书长张永巍对第一财经表示。
事实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于2021年6月开始实施脑卒中防治“百万减残工程”，计划5年内减少100万新发残疾，相关工作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百万减残工程专家委员会负责落实。2023年7月，该委员会联合中国卒中专科联盟等共同发起“健康中国 中风识别行动”并决定在13个省份及地区进行试点。
据张永巍介绍，依托于中国卒中联盟，团队近年来在长三角区域内卒中同质化防治上进行了不少实践，“今年4月以来，我们团队在安徽省铜陵市实施了一个卒中医防融合项目，通过与当地1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沟通和协作，目前已完成了约2万居民的筛查，早筛指标包括血压、血脂、颈动脉超声等。”
基于卒中早筛，张永巍称，团队与第三方单位共同开发了基于手机的自测小程序，使用者（病人）可以点选按键（预先设置好的各项危险因素指标）来获得一份自动生成的脑血管风险评估报告。报告也会根据低危、中危、高危的风险级别给到一定的建议，“下一步，我们还去探索怎样将报告呈现的内容和医生反馈、医疗服务做具体的衔接，以及病人数据是否能以电子病历的方式纳入健康档案，该健康档案是否可以和一二三级医院挂钩打通等。”
张永巍说，除了尽早识别卒中，“百万减残工程”的另一项重点就是“防”，主要就是以高血压为抓手来预防卒中相关的慢病，“这是因为，在卒中发病的众多危险因素中，高血压是最常见，也是最难控制的，药物覆盖的人群比例不高，知晓度更是有待提升。”
记者还了解到，长海医院脑血管病中心的医护人员在浙江海宁、江苏连云港均有卒中医防融合工作落地，但张永巍也表示，这样一种医防融合模式，推广和复制起来仍有一定难度，难度在于，“一些基层医院并不能将卒中早筛覆盖到当地所有人群；尤其是在外省工作的人群，他可能不会到社区去，社区也找不到他，但这些人群反而是家庭社会的中坚力量，一旦患卒中的话影响很大。因此，我们正在通过当地各行业的工会组织，争取将卒中的早筛全面覆盖到所有30岁以上年龄的人群。”
在基层开展卒中早筛，难点还不仅于此。
拥有多年跨区域带教经验的脑血管病专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朱德生也认为，基层的卒中预防“任重而道远”。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方面，临床专家需要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卒中防治知识教育，涉及卒中发生的机理、危害、临床早期识别评估以及临床诊断治疗等内容，这需要长时间、系统性地进行，才能将理论付诸实践与业务能力。
另一方面，要针对社区居民进行广泛、持续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到社区、居民区做卒中的普及宣教，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引导居民认识到卒中可能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疾病与经济负担，并且结合指导一些个人应注意的生活习惯、合理饮食。
施策在于“联合干预”
目前，还没有一种直接、有效的，可以普及开展的卒中早筛工具，可以实操的还停留在传统的以心脑血管、血脂、血糖等危险因素的筛查方面，相关设备包括：颈部血管超声、经颅多普勒超声、头颅核磁共振血管成像等都是主流方式。
“一台最简单的单排超声设备价格为40万元左右，我们还没有条件配备。”南方某个三线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
长三角脑血管病专科联盟医防融合项目负责人张洪海也称，现阶段，卒中在对基层进行早筛后，医护人员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管理好这些高危人群，或需要对其绩效考核方式进行调整，覆盖管理这部分工作内容；同时，卒中的识别、早筛、诊疗、管理等事项，还需要家庭医生的一同参与配合。
张洪海进一步说，卒中防治是一个协同性的课题，既需要结合当地社会的整体经济实力，也需要考虑其带来的健康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一旦这些综合效益结合了当地居民卒中发病率、患病率、致残致死率、医保费用支出逐步降低，这一医防融合项目才能得以复制推广。
那么，在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上，应如何考虑卒中早筛与防治？
赵大海说，尽管卒中属于个人健康范畴，但某种程度上，随着其发病率和医保支出的递增，卒中也带有一定的、明显的社会属性，也由此，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可行、可操作的，政府以及公众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一般来讲，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时，考虑到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不太会针对某一种疾病来制定策略。卒中其实和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有关联性，因此可以通过类似的、相近的联合干预手段，共同来预防或者减缓这一类疾病发生。
赵大海称，比如，针对卒中可以制定一种风险评估模型，其中因变量是卒中发生的概率，自变量是年龄、体重，是否有高血压史、吸烟史等指标，通过这一模型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科学的筛查结论，再以此结论来指导人群后续的干预。
“如果将心、脑和外周等全身血管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应该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泛血管学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沈雳曾对记者表示，预测泛血管健康程度也有一套风险指数，该预测内容覆盖了几十项（指标）参数，以准确预测人群在未来5年～10年的泛血管疾病风险等级。
各地可以针对卒中防治做些什么？赵大海表示，行政部门可以针对卒中及其关联性疾病建立起一个医防协同机制。该机制需要以医保控费为基础，并根据各级医疗机构对疾病的防控成效，来设置一定的奖惩制度，家庭医生是其中主要的力量，“医保控费对医防协同的支撑和影响作用很大，尤其开展卒中和相关慢病防治层面，治疗是其次，预防则是第一位的。”
